要么战争，要么是天朝和朝贡国之间的敕令。
而且这一次，恐怕也是诸夏第一次要用“中国”这个名称在条约上签字——以往只能是汉唐宋明，皆为朝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朝贡体系之下没有平等条约存在的空间。
外来的新体系开始挑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秩序，大顺朝廷不得不寻找新的应对之法，力争在一片疑惑迷惘中找到正确的交往方式。
这是一次尝试。
刘钰的《西洋诸国略考》所介绍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给宫里的皇帝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
虽然还不太适应，可也至少略窥门径，大致了解了对方的思维方式。
这一次谈判，这一次对俄开战，意义深大，不止于此。
崇祯七年，孛儿只斤家族的林丹汗死去，后嗣将蒙古帝国的玉玺投给了皇太极。
蒙古帝国在法理上正式灭亡，科尔沁等漠南蒙古诸部投靠后金，皇太极既是后金大汗，又算是兼任了蒙古大汗。
崇祯十三年，漠北蒙古的喀尔喀部、西北乃至伏尔加河畔的瓦剌余部，共同制定了《喀尔喀——卫拉特法典》，面对沙俄、后金的威胁，漠南亲戚的背叛，不得不抱团取暖。
这种类似于“韩赵魏三晋同盟”的盟约，可想而知，并不持久。
瓦剌中的准噶尔部日渐强大，先拿同盟的喀尔喀部开刀。
刚刚平定中原鼎定新朝的大顺冷眼旁观，等着对方两败俱伤，逼着喀尔喀部南下求援，成为了大顺的朝贡国，以此换取大顺出面防御准噶尔部。
大顺也不想看到一个统一的瓦剌、喀尔喀大联盟，顺势而为。
土木堡的教训仍旧不远，中原王朝绝不对想再看到一个统一的瓦剌蒙古。
依着太宗李过的遗训，学着后金的手段，在大顺反击辽东犁庭扫穴后，在漠南蒙古推行“分封建制”的手段。
固定草场范围，不准游牧部落再“游牧”，只能定点畜牧，称之为“男爵领”。
投靠后金的漠南蒙古诸部被打残了之后，不得不接受，整个漠南蒙古被分成了六十多个男爵领，分了六十多个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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