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其不屑乎？不会乎？君子不善理财，财者国之用度一日不可缺，君子不理财，则皆小人理财，搜刮无度，国岂久乎？”
“利可言乎？人非利不生，何谓不可言利？《易》曰：义者利之和，义固为所利也。”
“圣人非不言利，实为以利和义，而非以义抑利。”
“国之大义，保境安民，此社稷之大义也。”
“虾夷之地，地处要冲。南扼日本、北抑罗刹，联络朝鲜，此地若不实，则为天朝之大祸。是故开发虾夷，实为国之大义。”
“开发虾夷，得利极多，尔等为利而来。无须讳言。然尔等求利，却和保境安民之大义，不必羞言。”
“钦哉！”
待皇帝口谕念完，一众商人顿时高呼万岁，把头在地上磕的咚咚响。
如果说，刘钰出面来接待他们，只是让他们确认这件事可行、可信。
那皇帝的这封口谕，则算是在政治上，给他们定了性，安了一个“以利和义、尔等求利就是保境安民的大义”，几乎算得上是赚钱就是忠君忠社稷这么重了。
皇帝在这里耍了个花枪。
其实很多人都清楚，联系在现实里，这义利之辨，尤其是放在商人、地主身上，那就是盘剥无度而不义。
不盘剥无度，怎么求利？
只是皇帝这么一说，这就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不谈。
皇帝又不傻，当然知道这种契约奴制度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些商人又不是仁义君子大善人，更不可能是为了边境安稳而出钱。
但具体的不谈，只谈抽象的“义利”，把这件事拔高到取利是动机、结果是大义，根本不说具体细节里是否仁义的问题。
这也是皇帝的无奈，也就是大顺这边的官方意识形态不是“义利相悖”的程朱理学，而是取了永嘉永康学派的学问。
但永嘉永康就算是“霸道过重”，却也是在儒学的范畴之内。皇帝也不能说的那么直白，只能绕了这么一个大圈，用谬误的逻辑搞出了这么个说法。
可即便只是这样，已经算得上旷三百年之古了。自明而后，也没有皇帝敢直接说义利的问题，就算想搞钱，也得遮遮掩掩的，更不可能直接说什么“以利和义”这样明显在王安石之后就被打成异端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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