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生的另一种功能是祭司、教士，他们的想法主导着社会的主流思想。
若是臭不要脸自比为楚，一样也可以继续分成两派。
一派是“我蛮夷尔、待我带甲百万，观中国之政”。
另一派便是“我蛮夷尔、当多读经典，化夷为夏、融入天朝”。
这样一来，也就简单多了，各自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整体的独立意识上已经茫然了。
把复杂的派系思想，找一个筐，筐里又分成若干小筐，恰好能把所有的想法都能装下，而这个筐把握在大顺手里就好。
不能想着找一个筐，让混乱的派系思想扔进去后，都能变成同一种认同，这就很不现实，关键是时间不允许。
至于“带甲百万观中国之政”和“多读经典、融入天朝”哪一种在将来才是主流，这就既要看儒学的理论建设能否魔改成适应新时代的东西、又要看大顺的武力经济能超越日本多少了。
人都慕强。强者，放个屁都大有道理，慕强者会自发论述强者的优越性。
正如大顺此时官方的“永嘉永康之学”类似，义理，要以功利来体现，你干不出实绩，那么义理就是虚谈。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刘钰之所以给德川吉宗出“削藩一统”的主意，除了使坏之外，也是因为只有日本的经济基础和此时的大顺一样了，此时大顺的一整套价值观才能完美输出到日本。
大顺日后变革的路，才能成为日本模仿的对象。
而此时双方经济基础的不同，使得很可能日本偏离出去，觉得没法从大顺这边学到有用的东西，很可能跑去全面西化。因为就经济基础来看，日本倒是和欧洲的封建体制几分相似。
要么削藩成功，集权如大顺，大顺怎么走后面就跟着怎么走；要么削藩失败，马尔萨斯主义影响下人口减少、武士反叛有理认为自己存在才能促进工商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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