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的水很深，最深的就是“天朝”二字。
巴达维亚的这些事，放在大顺，遇到个官商勾结的，只当无事发生，甚至坐地分钱。
但遇到个清官，出于对“仁义”的解读，出于对《春秋》大义的理解，肯定是要管的。
那个雷珍兰之所以说起巴达维亚对待华人的政策反反复复，也是希望用“治标治本”的手段，解决掉这个隐患。
今天的事，只是治了标。
糖厂的奴工，被大顺交了人头税，移民到了锡兰去了。
荷兰人也想让他们走。
双方都能接受这个结果，于是事情解决了。
明天呢？
明天糖又贵了呢？明天不种糖而是种咖啡种可可又挣钱了，急需华人劳动力了呢？
到时候，又得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到时候，朝廷管不管？
管，万一朝廷与荷兰打起来怎么办？打起来之后，自己这些人事后会怎么样？
不管，是不是要说清楚这其中的法理，定下条约，日后巴达维亚的华人不归天朝管？但这事也不是他们能说的，得总督去谈。
连富光当然清楚这里面的问题，他作为甲必丹，其实也和总督谈过这件事。
但总督的回答，却是模棱两可——说如果天朝钦差主动提及此事，就谈；不谈，就装作不存在即可，不要揭开这层窗户纸。
这里面的逻辑，连富光也理解。
总督是要走的。
总督在这里只干几年，干的好不好，体现在巴达维亚乱不乱。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大顺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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