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之以雇工、雇主,雇工请求为计件工资、亦或春秋时候多给一些酒钱、亦或做工要有米贴,这与刚说的地主佃户事有何区别?”
“竟难不成,圣朝要学东虏,前朝末年于江南,士绅竟有赞东虏‘仗义’者,如今更有思慕东虏者;奴兵起义,竟是士绅请东虏出兵镇压箪食壶浆以迎蛮夷?”
这话,正是工厂主们担忧的来源。
他们虽然不懂小农经济是帝国的基础这个道理,也不懂大顺这样的末期封建王朝至少在理论上要行抑兼并的手段。
但是,他们知道大顺一些地方官的风格。
贪官还好,清官肯定是略微偏向于底层的。
正以为刘钰这是替着朝廷表达了态度,妇人刚想说若如此,新机器他们真不敢用的时候。
刘钰又道:“但另一种情况,也得考虑。”
“譬如这地主家里,乃用牛马牲口,佐以耧车耕犁。原本要将土地分出百余收租,如今却只养二三十雇工。于是被迫退佃之人,竟蜂拥而起,砸毁耧车耕犁、杀灭牛马驴骡……这便又不一样了。”
“你们可明白了其中区别?”
他讲了这么多,其实若在后世,只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以生产力是否进步为准绳。
但这时候,除了他身边的那些人、以及他带出来的学生军官等多少能够明白外,这里的人如何能够理解这个评判标准?
毕竟,这还是个春秋决狱的时代。春秋里,没写一句“人均生产力是否发展是衡量对错的重要标准”,这就难说清楚。
这样举例一讲,不管是身边的松江府尹,还是机户妇人,大约也都听明白了其中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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