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刘钰在阿姆斯特丹策动政变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的判断很简单：在百姓极端不满摄政派的情况下、在奥兰治家族的号召力如同千年前炎汉刘氏的威望之下，威廉四世真有政治抱负、真有雄才大略、真有胆识气魄、真有担当责任，政变还轮不到他来推动。
要钱有钱。奥兰治家族的旁支基本都绝嗣了，大量的神罗伯爵的庄园地产、东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妥妥的荷兰首富。
要人有人，本身在政变之前，就是弗里斯兰、格罗宁根、海尔德兰等省的执政，虽然加在一起不如一个荷兰省富，但总共也就七省，而荷兰省议会又按照城市弄出来一堆有一票否决权的议员。自己家族还有一堆追随者。
要名望有名望、要人脉有人脉、要百姓的好感度有好感度。
结果这么好的基础，都不敢主动出击，刘钰也就判断出来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这要是在大顺，权比霍光、名比王莽、势若曹操，还轮到着别人来忙活黄袍加身的事？
到头来，还是刘钰煽动情绪、借着普鲁士人退出战争、看起来荷兰大有便宜可赚的情况下，把他骗上来的。
既然是骗，那么刘钰就已经料想到今后的情况。
从一开始，他就是奔着“先上后下”的想法来的。
威廉四世，被刘钰策动政变扶上来，就是来承担荷兰民众的一切不满的，也是来粉碎荷兰人民最后一点爱国热情和大国情怀的。
一个有大国情怀的国家，是不肯安心当买办的。
只有一个彻底被打断了脊梁、忘却了曾经辉煌过的前“世界性”大国，才能安心当买办。
这和他处理日本问题的思路是不同的，出路日本，他不需要考虑这些，就能让幕府那边对日益增加的关税乐不可支。
但荷兰，不一样。祖上真阔过，民众真有大国情怀。
这就非得先打断脊梁不可。
可以说，威廉四世完美地完成了刘钰“赋予”的任务。
其实从一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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