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使得大量士大夫心存好感。
皇帝关于“造反必要有士绅参与方可成事”的道理，也确实有道理。
想要拔出天主教的影响，禁教是禁不绝的。治标不治本。
只能，或者说，必须让天朝的士大夫阶层集体反感，以天朝之经书教士，对抗天主之经书教士，方有可能。
而且，若无士大夫的参与，天主教也不可能在大顺传播开来。不说别的，单说一个翻译问题，没有水平足够的士大夫进行翻译，就底层的文化底子，能写出来汉文般的、高水平的圣经吗？
搞出一堆完全没有融合汉化的东西，搞出一堆陡斯之类的名字，若能传播，便见了鬼了。
是以，皇帝的意思，便是让天主教会露出其恶，引发那些内心亲近的士大夫的反感，从而才能彻底根绝。
劝女守贞……这件事，在士大夫看来，属于“违法但合情”，不是恶，只是违法。有点类似于“报仇杀人”之类的，违法，但合情。
这种事，是不能激发士大夫的集体批判和反感的。
必须要搞出一些让士大夫觉得“恶”的事，未必违法，但不符合他们的道德的事，才能让士大夫集体转向。
此时大顺内部的很多士大夫，其实倾向的是“天主教不错，只不过不该都归教廷管，而是各国各管自己的。再能祭孔祭祖，就挺好的，正可以耶补儒。”
但皇帝的倾向，则是天主教不好，要取缔，要斗倒批臭。
在天主教和儒教的争端问题上，刘钰即便是后来人，其实有些事懂得也并没有皇帝多，或者考虑的方向和皇帝也根本不一样。
但若用另一种视角来看天主教在明末的急速发展，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
经济的发展，导致理学在明末成为了禁锢，出现了华夏特色的文艺复兴运动，试图打破理学的禁锢。
而理学存在的一大意义，就是当年佛教入侵，导致儒教撑不住了，最终搞出了理学。
使命已经完成，佛教已经完犊子了。到明末的时候，曾经保卫文明抵抗释教的这一套，该退了。
经济发展、物质基础改变，软件却跟不上，并无大儒能彻底解决软件问题的时候，耶教恰在这个时候出现。
同时，又赶上了明末反理学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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