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皇帝嘴上说什么勿要讳疾忌医，但实际上，在废弃运河、漕运转海之前，黄河问题确实就是个忌讳。
很多人都知道，洪泽湖冲沙的玩法迟早要炸、也知道黄河越来越高早晚要出大事。
但是，没有人敢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在大顺被刘钰主持军改、燧发枪配刺刀加野战炮兵之前，北方威胁始终存在。这种存在，迫使大顺只能选在在北京定都。
北方是政治中心加军事重心，南方做经济中心。依靠漕运、运河来维系帝国运转；依靠两淮盐政，作朝廷重要的紧急财源。
在这个体系之下，很多问题是无解的。
治河必先废漕，喊了多少年，在大顺下南洋彻底击溃西洋舰队之前，有前朝的台湾事件、有大顺东伐日本的海上战略调动为鉴，喊再多也不敢动。
解决了海运问题后，黄河问题才真的敢拿出来讨论，或者说有了所谓的“勿要讳疾忌医”的资格。
在这之前，所有人都只能装傻，一厢情愿地相信黄河不会出大事。
刘钰算是把这个脓疮挑开了，但管杀不管埋，就明确表示，别考虑彻底根治黄河了，就大顺这点能力和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准备救灾就得了。
在皇帝看来，大顺和大明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已经不一样了。
大明存在的某种纯粹政权意义，是整合南北方的力量，防备北方农耕线以北的夷狄入侵。
大顺存在的纯粹政权意义，在北方问题解决之后，其实就是加强集权和财政收入，利用国家的调控能力，通过各种方式减缓内部矛盾，延续统治。
相对于赈灾这种“保守治疗且等死”；变革和扩张移民是“积极治疗且等死”。
这种意义上的转变，就使得皇帝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接受一些改革。
很多事情，刘钰一直在忽悠皇帝，忽悠皇帝这么做是为了皇帝。
皇帝当然不是傻子，但他仍然支持，就因为他真的看到了好处。
很多事情，就如康不怠说刘钰不是大顺人一样，同样的事，在刘钰和皇帝眼里，是截然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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