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林敏和他的幕僚们所疑惑的那样，这一次搞对扬州生员的羞辱，好像于施政上并无意义。
实际上伴随这运河被废、海运兴起，扬州的城市地位的下滑、以及盐业改变重心等未来，已经不可避免。
这种废运河、换盐场之类的涉及全国，涉及朝廷的中央政府的政策的问题，本来也不是几百儒生所能阻挡的。
刘钰在苏南搞动静更大的土地税改革，面对一万多生员士绅，还不是棍棒殴打再给甜枣，很容易就解决了？
要是连这种朝廷的中央政府推行的政策，都会被一州一府所阻挡，那只能证明大顺的中央集权已经彻底崩了。
然而，现实是并非如此。相反，这些年皇权和中央集权都在加强。
那么，这种羞辱，或者说把事情搞这么大，真正的意义，也就在于借这件事，展开一场关于经济、儒学的大讨论。
或许，也许、说不定、大概、可能，就解决了大顺破理学，但新学问迟迟立不起来的问题。
虽然刘钰的意识形态，和儒家基本上尿不太到一个壶里。
但出于理论自信，刘钰还是希望给儒家许多机会，看看是否能够通过自发变革和魔改，从而引着大顺走向近代化。
既然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自己花了二十年改变了，至少改变了苏南地区的一部分经济基础。那么，新的上层建筑是否能立起来呢？
所以这一次，不过是借着扬州生员反对废盐改垦，搭台子、唱大戏。这些人最多也就算是戏剧开场前的那声锣。
是以，这件事的发展，也算是个标准的头轻、脚重。如林敏的幕僚所言，就算那些生员得了舆论支持，大有道理，那么兴国公就真的放弃废盐垦荒的改革了吗？
既然根本不可能，那么这个形式本身的意义，又能多大呢？
事情的发展，也基本上是这样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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