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此时，权哲身为什么要假装自己姓赵、又为什么会赶上这一次海难，这就要从刘钰伐日本、租釜山、开埠仁川、一直到猥琐而又无耻手段的《皇明通纪》导致的朝鲜国文字狱事件说起了。
虽然稻米外流、传统社会瓦解等现象，不是第一天出现的。
在大顺伐日之后，其实就已经出现，且不断冲击朝鲜国的旧体系。
但几年前的仁川开埠，终究不同。
之前釜山开埠……有影响，但对朝鲜朝廷和门阀的影响不是非常巨大，冲击也没有这么立竿见影。
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朝廷的边缘人，才在南边混。
那里之前有对倭贸易，本来就有一定的商业基础。
很容易就转向了工商业贸易，无非在釜山做买卖的对象从日本变成了大顺；贸易额在不断增加，温水煮青蛙，影响不那么立竿见影。
但在边境抢参杀人事件导致的仁川开埠后，问题就真的是立竿见影了。
仁川距离汉城太近了，朝鲜“京”畿圈的范围之内，是保守派士大夫的大本营。
开埠的冲击，直接导致了汉城周边地区的农村旧经济瓦解，土地兼并、苛捐杂税、旧田制破坏、民不聊生种种问题。
大量的文化人、两班贵族、又无法进入核心层的被门阀排挤的士大夫，亲眼目睹了旧时代的毁灭，开始思索朱子学的种种问题。
李瀷李星湖，是在大顺租占釜山导致的缓慢影响之后，就开始反思，创立了实学学派的。
这些经济基础之外，还有个更直观的因素。
朝鲜不是文化母国，中国的传统是自我演化自我发展的，朝鲜这种次生文明只能跟着文化母国走，传承文化母国的一部分。
其社会结构，也使得没有新思潮出现、甚至包括对宋明理学反思的基础。
所以，闻见孤陋，所知者惟宋学耳，少有不同之行，则看作天地间大变怪。
而这种情况下，伴随着仁川开埠，经济影响在不断持续，对士大夫阶层冲击最大的、最直观的，恰恰是宋明理学之外的书籍。
经济上的影响，还得自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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