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追道统，和影射显学，这都必须是经历了大顺开国和之后改革的儒生才能理解的东西。
权哲身还听不出来这种和百余年的历史相嵌套的东西。
对孟松麓所言的兴水利一事，倒是颇为赞许。
只是，两边的情况多有不同。
至少在淮南地区，大顺这边兴修水利的主力，已经是“闲民”了；而朝鲜国的土地制度摆在那，注定了兴修水利只能依靠奴婢和征发劳役。
而“闲民”，又意味着这本身就是星湖学派的梦魇——闲民都是农村破产的农民和退租逃荒的佃户。而星湖学派在左右分野之后，星湖左派一直试图致力解决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并且思路还是很明显的向后退的那种思路。
其实即便是大顺这边，在开国之初和明末思想激辩中，往后退回到明初那种固定身份的状态，也一度成为主流。
但最终，顶不住蜂拥而进的白银，也顶不住江南地区已经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这个退回到明初严格身份制的想法最终也没有立住脚。
至少从眼前看来，似乎大顺这边解决了土地兼并带来的“闲民”问题。
持有往回退和复古想法的人，都是激进的改革派。只是，改革的方向，是往前还是往后的问题，但肯定不是保守派。蹲在原地前后小幅摆动一下的，才是保守派。
权哲身这种激进派，未必真的想要全面复古，只是因为自己找不到往前走的方向，心里又对社会不公极为不满，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往回退，从先儒的学问中寻找解决方法。
他们和大顺这边的人是不一样的。
作为文化圈的次生成员，他们身上不用背负道统这个负担。
是以，他们的想法往往是不怎么“正规”的。原本历史上的基督教问题，就能看出端倪——平壤成为东方梵蒂冈的源头，就很奇葩。权哲身这些接触到基督教书籍的士大夫，不是“加入”天主教，而是自创了一个朝鲜教区。不管是牧师还是教区主教，都是压根没有天主教廷参与，自己照着基本翻译成汉文的书，自己创出来的，全程自封。
这也算是后世那边邪教泛滥的一个历史渊源吧。
如今权哲身看到江苏的改革成果后，内心其实已经有所动摇，心想是不是能走这条路呢？
出于这个想法，权哲身问了一下孟松麓。
“孟兄，你对闲民如何看？兴国公的改革，在这里造出了海量的闲民。可现在看来，闲民似也无甚大害？先儒以为，闲民乃天下第一大患，此中分歧，孟兄如何看待？”
孟松麓对这个问题，其实也真的是不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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