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在于，满清末期的洋务派，认识到了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可以有效地强化封建统治，并且也知道这些得需要工商之利。
而帝国主义在外，没有外部市场；内部又因为这样那样的条约，导致内部市场已经放开。所以他们的每一次“工商之利”，实际上都是在激化旧时代的矛盾——对内部小农经济的旧社会而言，棉布是南通纺织厂产的，还是曼彻斯特纺织厂产的，是无区别的。工商之利，得有市场，外部市场又抢不到，只能和帝国主义一起搞内部的市场。
而大顺皇帝则是在上次松苏南巡之后，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故而是担忧松苏等先发地区激化内部的旧矛盾的。
这也是为什么大顺皇帝支持对外扩张的原因，资本一旦转起来了，旁边就是庞大的内部市场，你不让他吃，那就得给他在外面找吃的、找血食。
因为大顺皇帝选择了“依靠‘外部’力量，强化封建统治”的道路，那么这个“外部”力量就必须要强大。而强大，就得不断给他找血食，否则他就要往里面吃了。
虽然皇帝可能并未能够理论性地认识到这一切，但凭借狡诈而老练的统治阶级嗅觉，还是选择了这样的一条道路。
其实皇帝想教育太子的内容，总结起来，就是“记得自己是天子”。
千万不要拿大顺即将在印度的那一套思维，来搞内地，去做松苏资本的“皇帝”，把内地搞成殖民地。那样规模的大起义，你扛不住。
也千万不要拿着旧时代的经验，来搞松苏东北南洋和对外贸易。最后搞出来个众正盈朝的局面，吊毛的钱都收不上来，所有资源都用在维系旧时代的稳定上，屁事也做不成。
在绝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都需要用来平息和缓解旧的矛盾的时候，修铁路这种事，只靠旧的统治手段，是完不成的。
简而言之，没钱，没资源，有限的财政都要花在旧时代的矛盾上。
隋炀帝能修大运河，但只能修一条，而且修完就炸了。
大顺能修铁路，而且看起来应该能修不止一条，因为他能从外部搞到钱、物资、粮食、布匹等等。
在皇帝看来，铁路和海运的出现、快速发展，那么平准、均输，也就有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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