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君心难测，此时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体现。
刘钰不可能去问问皇帝，哎，你是不是准备在死前把黄河问题解决了？
毕竟，对皇帝来说，黄河本身是不能威胁到皇权统治的。真正威胁的，是黄河决口之后的“人”。
而皇帝觉得，可能没办法解决人的问题，所以可能会琢磨着把人解决掉。
封建帝王，屠戮百姓，如屠猪狗，这种事很正常，变种的草薙而已。
理性判断，一旦和皇帝这个在理性时代本不该存在的东西结合，那就很容易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
明末混乱时代，农民、贱民、矿工等，用暴力给大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因之，会让大顺的皇帝尽可能维系小农的生存；但一旦感觉可能无法维系的时候，便很有可能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很有可能。
一开始，刘钰听着皇帝忽然谈及轮台诏，他心里肯定是嘲讽加吐槽。
心里嘲讽说，皇帝的脑子，顶天也就到那种不谈生产力生产关系、期待几个超人的良心，搞个什么零之镇魂曲之类的东西。死前发个轮台诏，把国内的兼并问题缓解一下，让太子去做“好皇帝”。
这当然要嘲讽。
但到了后面，刘钰越听，就感觉味儿越不对。
凡事就怕对比，这味儿越发不对的情况下，刘钰觉得，这种类似“放水淹田改稻为桑”的手段，还不如一开始自己嘲讽的那种想法呢。
做事，肯定要算成本。
而做事，怕也怕算成本。
投入成本，是为了目的。
关键在于，皇帝的目的是啥？
皇帝的目的，是百姓更好的生活？还是皇权的稳固统治？
大部分时候，二者似乎外表来看没啥区别，但一旦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就会立刻露出本质。
哪怕不考虑生产力这种理性的因素，只是考虑抽象的百姓更好的维系小农生活这个目的，投入几亿两白银，也是值得的。
但如果只考虑皇权的稳固统治，实际上……是有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的。
铁路的出现，的确让皇帝增强了统治的力量。并且给皇帝塑造了另一种可行的方案。
一旦从京城到汉口的铁路大致完工；再配上海州到徐州再到皖北河南的铁路。实际上，黄泛区——大顺的黄泛区，多半是后世的黄河下游流域，而不是原本历史上花园口后的黄泛区概念——已然是一片四面皆围的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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