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当然有可能。比如大顺在松苏搞的全面十一税改革，就真的达成了人民承担的税收更少了、但是国库的收入更多的了效果。
只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这种改革，实在太难。
大明、大顺都试过，要改，就要准备好伤筋动骨。
而且，经常情况，就是改出了黄宗羲定律，旧税依旧在、新赋又加增，根本达不成以新代旧的效果。
这是一点。
再一个，法国的社会，已经明显地撕裂了。
巴黎高等法院，对抗财政改革的依据，是法国封建时代的“自由”理论。
巴黎的中产阶级，也谈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东西。
词，都是一样的词。
但念出来之后，两边对“自由”的定义，完全不同。
巴黎高等法院的自由，是说“政府凭什么有资格去清查田亩？凭什么可以丈量土地？这明显侵犯了法国自古以来的自由传统？”
显然，这个巴黎中产阶级谈的自由，真的完全不是一个意思。
巴黎高等法院说的这种法国封建传统的自由、宪章，是封建贵族对抗完全的自由和宪章。
不是启蒙学派的那种哲学意义上的自由。
大顺大明的士绅，也经常拿以民为本、不可与民争利之类的传统的东西，来对抗皇权。
那么，他们说的民本、不与民争利……这里面的民，是谁？
民，还是那个民字，字都没换，就像是巴黎高等法院说的自由，和启蒙学派说的自由，是一样的东西吗？
当同文化、同文字的国家群体，对某个字、某个词的理解，呈现出严重分化的状态时，只能证明，其内部的阶级已经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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