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当时的情况，确实就是大顺的“中立”船只，对英国发出了警告，这才导致了约翰·莫当特在军事会议上，建议别打了，撤。
而最终也是因为他多的这句嘴，被人抓了把柄，撸到了直布罗陀，戴罪立功。
当时他就对大顺恨得牙根痒痒，等着大顺的舰队出现了直布罗陀附近，击败了博斯克恩的舰队后，这种恨的魔怔程度进一步加深：大顺的中立是假的，早知如此，当时就应该把罗什福尔港内的大顺商船干爆，把上面的人参貂皮都抢走！
再然后，原本的直布罗陀总督“因病回国修养”，他这个还剩下个将军衔的将军，就“临危受命”，成了直布罗陀的最高指挥官。
结果，大顺的陆军登陆，开始了对直布罗陀的围困，还采取了非常恶心的困等坏血病战术，一波把直布罗陀的店铺和房屋都烧了个干净。
本想着在直布罗陀洗刷耻辱的莫当特，简直已经快要恨死大顺了：
自己扶摇直上的时候，是大顺的商船横插一脚，导致自己背了个大黑锅。
好容易被再度起步，成为直布罗陀总督，又被大顺的陆军围困，而且很可能自己又要背直布罗陀丢失的大黑锅——守不住？房屋被烧？你作为代理的直布罗陀总督，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提前做好防火工作？为什么不提前预备下过冬的木柴？为什么不提前征调居民店铺的粮食实行配给而放任那些补给被中国人烧掉？
是以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笛福讨厌中国，侮辱中华，因为他和朋友开的陶器厂被东方瓷顶的不轻，一辈子忘不了描写“陶罐”。顺带着目睹了东方棉布涌入英国导致的大面积失业，以及东方审美开始“扭曲”英国的传统审美。
乔治·安森，因为在伶仃洋，被刘钰好一通侮辱，又因为需要补给和修理船只去攻打马尼拉，不得不忍受；回来后，又因为大顺这边出文章介绍坏血病问题，导致他和沃德博士弄的在海军内推广的“坏血病药丸”被人狂喷，被视作海军部官商勾结的典范——吃了这个坏血病药丸后，一艘570个船员的战列舰，死的只剩下130，而全海军推广，沃德博士怒赚50万英镑，至于是否给推广神奇药丸的安森分钱，那就鬼知道了。自然也是反大顺反到魔怔。
换到莫当特，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这个“东方热”、“中国热”的时代，除了像是孟德斯鸠这种要“借东讽西”，以东方宗教讽刺教会这种政治“启蒙”目的外，反大顺的基本都是因为承受了一些生命不该承受之痛，并且认定责任全在大顺。
是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顺的战术陷阱，真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于理性的战术角度：在敌方囤积物资、尚未全部展开兵力、在进攻即将法发起前，进行战术反击，是理论上最佳的推迟敌方进攻时间、扰乱敌方进攻步骤的有效手段。
而于私人的感情情绪上，莫当特想的，也有点……人之常情。
死守下去，坏血病困死，大顺占领了直布罗陀，大顺这边立功受赏。
如果强攻，就直布罗陀这地形，四千守军，进攻方至少也得准备个六七千的伤亡，所以大顺那边的主将也不会被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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