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说，这些人，都是一群“虫豸”呢？洪洞县里无好人了？
难道就没有真正为具体的、贫民阶层、失地农民等人争取利益的人参与其中呢？
连写《常识》的托马斯·潘恩，都因为说【一小群富有的弗吉尼亚土地投机者，包括华盛顿，李和伦道夫家族，利用这一皇家宪章进行调查并声称拥有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包括13个殖民地以西的许多土地。但实际上，根据公共利益，这些土地应属于以大陆会议为代表的美国政府】这番话，被最好的朋友割席断交，直接被排挤到了法国，最后葬礼上连个有头有脸的人出席都没有。
不但如此，尸骨无存，墓都被扒平了，尸骨被人挖走，至今不知所踪。
那就可想而知了。
斯蒂芬·霍普金斯所说的“不过10万人的生命的代价”，到底要换什么东西？
自由？
那么这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底是什么意思？
具体到每个人的身上，比如具体到汉考克的身上，他要的自由是什么？是买法国的糖、卖新英格兰酒、购西非的奴隶。
具体到华盛顿的身上，他要的自由是什么？是他在俄亥俄公司的投资，是阿拉巴契亚山以西的土地。
具体到亨利·米德尔顿，他要的自由是什么？是他欠苏格兰银行家的钱，不想用白银偿还，而想用无锚定物的纸币偿还，但英国政府不让。
大顺这边要做的“别唱高调”、而是“谈具体利益”，其精髓就在于把矛盾具体化。
这也就破解了北美第一宣传家塞缪尔·亚当斯所抓住的关键点：不要谈具体的利益，要谈抽象的单词；不要谈具体的条件，要谈抽象的自由。
塞缪尔·亚当斯的技巧，其关键，在于“因地制宜”。
其基础，是历史上英国的政策，损害了北美大量的资产者、地主、土地投机商的利益。
并且在随后的战后萧条、71年欧洲经济危机金融崩溃破产潮中，吸引了大量的直接被冲击的、经济上最脆弱的城市小资产者——他们比北美有地的农民，其抗风险能力，要脆弱的多，他们是货币政策的“春江水暖最先知的鸭”。
禁止无锚定纸币法案，直接导致了北美的通货紧缩，大量的鞋匠、皮匠、酿酒匠等，直接活不下去了。
一旦没有这个基础，那么这一套东西就会过于空洞，无法施展出足够的力量。
现在，大顺的做法，就是通过具体的利益，完成对北美上层的分化，使得他们无法团结在一面抽象的旗帜下。
这面旗帜，叫反英。
这个抽象的集合，叫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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