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09年开始，北美这群人，应该算得上是整个世界上过的最舒适的一群人。
他们远离了战争，虽然他们剥印第安人的头皮，但那实在算不上什么战争。
三十年战争，德国境内损失了三分之二的人口，不是像是中国古代的那种隐户，亦或者从这个省迁徙到了那个省，而是硬生生的打没了。
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见识过战争的残酷。
以至于几十年前，菲利普王战争爆发的时候，印第安人的复仇摧毁了他们的村落，就让许多人坚信，贵格会那群人说的“末日审判”，真的要来了。
太可怕了，居然村子会被烧、人会被杀死。
这些年，便随着北美的人口增多，边境推进，印第安人节节败退，虽然战争仍在继续，但战争的残酷已经远离了这些人。
战争是残酷的。
但如果这种残酷不是针对双方的，而只有一方被屠的无比残酷，那么战后的结果不会是助长爱好和平的情绪，反倒会助长扩张开战的情绪。
既然战争是无代价的，既然战争的残酷只由对方承担，那么为什么要反对战争呢？
这是个很现实的心理。
当然，宗教使人魔怔，这种魔怔在此时的北美，更加的严重。
之前被刘钰称之为“启蒙加速年”的那一年后，里斯本发生了超大的地震。
这件事，对于欧洲来说，算得上是启蒙的加速。
一方面，当葡萄牙首相喊出了“埋葬死者、救治伤者”的口号、而耶稣会喊出了“这是天罚天谴，救人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之后，天主教和耶稣会在欧洲的退潮，伴随着王权崛起的需求，那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方面，对那些启蒙主义者而言，早期弥漫在欧洲的“莱布尼茨乐观主义”，以及这种乐观主义所引申出的“虽然这个世界并不美好，但其实这就是上帝推演了无数宇宙之后最好的结果，是至善的可能世界，人，要完全理解这神的至善意志，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被这场地震后的惨烈场面所打断。于是这不再是一个“所有可能中最好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算是推动了法革如此激进的推手。
当然这是在欧洲。
而在美洲，则恰恰相反。
之前已经说过了，宗教道德这玩意儿，几十年就一个轮回，和大明中期学说甚多思想大开放、晚期直接东林道德主义回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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