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几年中法之间的那个奇葩的贸易循环，是相当成功的。
北起哈德逊湾、南到圣路易斯，广袤地区的毛皮、人参等贸易，大顺这边的土豆烧酒，已经成为了第一占比贸易品。
这个贸易额的数量，是相当巨大的。
新益州地区并没有西洋参，西洋参的产区和海狸皮产区高度重合，在五大湖向下，恰好卡在了阿拉巴契亚山和大顺垦殖地之间。
和历史上的土豆酒一样，以土豆酒为原料的各种勾兑酒，开始大规模出现。勾兑的假糖酒、勾兑的假葡萄酒，这些东西，现在只能用大顺这边的土豆酒，因为蒸馏技术的因素，这边的土豆酒杂醇很低，勾兑后不容易尝出来味道。
正因如此，可高可低的度数、加铅加糖加葡萄渣可调的味道，使得短短几年之内，完全在法国的毛皮贸易区，取代了原本的各种价格高、运输不便的酒。
当然，从道德的角度上讲，不只是天主教的一些宗教道德，就是大顺这边的传统道德，这事儿也挺不道德的——大顺这边虽然不至于到逼出来“特殊的葡萄汁不是酒”这种奇葩的说法，但一直以来酗酒都是在道德上着重批判的。
人对酒，本身就没有多少抵抗力。而这些之前根本没有规模的、可以酿酒的农业基础的印第安人，更是对酒一点的抵抗力都没有。
但从经济上讲……自从法国开始驱逐胡格诺教徒，这些手工业为主的新教徒，将皮帽子的风尚传遍了欧洲。毛皮贸易的巨大利润，使得欧洲殖民者、尤其是法国的殖民者，开始深入丛林山地和印第安人进行贸易。
也同样的，因为他们“打下”的贸易基础，使得大顺的土豆酒，实际上也就类似于大顺的棉布在西非的状况：曾经的哀伤之布，指的是印度布；而现在的哀伤之布，指的是大顺靛染棉布。
或许，应该“感谢”这些早期的贸易开拓者，他们搞出来了一套贸易体系，而大顺参与一战的结果，并不是重塑了贸易体系，只是取代了“生产者”的地位，仍旧借用了这个贸易体系。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新益州的土豆烧酒。
巨大的利润——历史上，美国和清朝的毛皮人参贸易，曾经达到过一个1500%毛利润的惊人利润率，这种利润率指的是买酒的成本、和贩卖过去后买茶叶回来的总售价的比——使得新益州的土豆烧酒行业，完全履行了刘钰的正规近世殖民术的设想。
当维伦德里正式踏入在弓河北岸的新少府城时，引入眼帘的，便是这样一座完全以烧酒业为核心的工商业城市。
城邑的外围，是巨大的骡马市。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