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者之间，最多只能选俩，而不可能三个都要。
在大顺的这场货币改革之前，大顺在这个不可能三角中，实际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本的流动自由。
历史上，一群在扬州卖盐的陕西人，可以带着资本炮回陕西，入川，控制了川南的盐业，并且在川地开当铺放高利贷放的四川本地人暴动要把陕西人赶回秦岭以北……
历史上，一群在沿海贸易、或者盐业贸易中赚到了白银的人，返回祖籍，疯狂买地，都能直接把当地低价拉高五六成……
历史上，一群靠着对外贸易掌控了白银发钞权的人，带着白银直接操控产茶区的铜银兑换，从而以极低的白银计价拿到了一大堆的茶叶……
你要说这都不算资本的流动，那肯定是不对的。
至于说，另外两个三角，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
只能说，数百年间，发行货币发行到回收铜钱熔铸成铜再卖居然有的赚的货币“发行”能力，其实压根就没有什么货币政策。
而汇率稳定……更是动辄搞出“钱贵银贱”、“银贵钱贱”这样大|波动；欧洲的战争、甚至南美的起义，都能直接影响到本国的货币兑换的现状，那就更别提什么汇率稳定了。
站在这个后世经济学的“不可能三角”的角度来看，大顺的这一次货币改革、以及随后的限制向内流通、户籍买地、以及银行政策等，实际上等同于在货币政策上要动大手脚。
要扔掉原本的资本的流动性。
转而，依靠货币改革，要拿回来“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
这几百年间，朝廷当然不是第一次尝试触摸“铸币税”这玩意儿。
铜钱有没有铸币税，这个真不好说。没听说有收铸币税，能收到把铜钱熔铸成铜再卖钱，居然有得赚的铸币税；也没听说为了货币稳定，需要贴钱给大商人去日本贩铜的铸币税。
宝钞倒是大概可以算铸币税，但就是税的有点大，税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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