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能指望人去理解一件从未经历过的事。
更不可能让大顺这群人，不去欧洲，就理解为什么需要“保护主义”、为什么需要产业保护性关税、为什么会存在“贸易逆差”这个概念。
大顺这群人，“经济学”的启蒙，源于“废漕改海”这件事。
正是因为废漕改海，使得大顺的经济格局在短短二十年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这才导致了大顺精英阶层对“经济学”的启蒙思考。
而且这种启蒙，也带上了浓重的大顺的社会存在的色彩——物流成本。
不要以为，重商主义，管制贸易，是个非常简单的事。
你可以说，大顺朝廷不懂、或者压根没能力搞什么重商主义、管制贸易。
但绝不可以说，一个连他妈的铸币权都没有、连关税都压根没意识到保护产业的意义、连关键产业补贴都压根不存在的朝廷，居然搞什么保护主义、重商主义。
不管是《国富论》、还是《重农自然秩序》，都是因为“重商主义”而催生出来的。
反过来，如果没有英国的极致重商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自由贸易；如果没有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那么就不会催生出重农主义自然秩序论。
大顺也一样。
因为大顺对经济管的太少、甚至可以说之前吊毛都不管——这和蒙元对于地方的控制一样，可以认为说，这是项技术活，想管，但是没这能力，也管不明白。
但是，论迹的话，就是没管。
于是才催生出了浓厚的周礼学复古、荆公新学的复兴、盐铁论的再议。
《易·丰》言：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
《吕氏春秋》言：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国富论，是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物极必反。
自然秩序论，是对法国科尔贝尔主义的全则必缺。
同样的，大顺这边的周礼学复古、霸道复兴、盐铁论再议，也是对明晚期开始的经济完全放任的盈则必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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