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继续谈下去,李欗也发现了刘钰已然不甚关心他对经济的讨论和解释。
话已经说到这,反倒是李欗尝试着旁敲侧击了一下。
但他旁敲侧击的方向,角度却略有些刁钻。
“之前多有传闻,说本朝之前先定罗刹、后平西域,而后伐倭、下南洋。所为者,漕运也。”
“国力有限,必有先后。北方自先秦一来,两千年之大患。”
“是以必先定北,而后方可南下。”
“定倭、平南,海上无患,方可改海运、废漕运。”
“自明以来,多有人言:治黄,必先废漕;保漕,必要祸黄。”
“及至漕运已废,最终方知,原来国公所做之事,皆为治黄。”
“是以,多有人言在国公看来,这治黄乃是今后朝廷的头等大事。”
“却不知国公以为,若这治黄为头等大事。我所言修路,是否可算得上第二等大事?”
这话,问的听起来很是寻常。
只不过刘钰心知肚明,这话问的一点都不寻常。
他说治黄为头等大事,问修路能不能排到仅次于治黄的地位。
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前面那一大堆的前缀。
即为治黄所做的各种准备。
在此过程中,外部的敌人被碾碎、内部的反对派被压制、甚至于百姓的反抗也被各种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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