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先知”，此时确定已死。
并且这个“先知”，一生为臣，但在不问世事从赤松子游之前，却说了一些明显超越了“臣子”这个范畴的关键的话，并且留下了文字的东西。
并且，这个“先知”，在不问世事之前，留下的文字东西的最后所有者，便是此时的皇帝。
而此时的皇帝，年事已高、焦头烂额。
当然，大顺这边可能并不太熟悉“先知”这套东西。
那么，换个说法。
王莽改制前，忽然出现的《周官》等一系列“圣人所作、但被焚书坑儒都烧没了、幸而在墙缝中有一套而得以现世”的东西，有啥区别？
王莽说，这就是圣人先王的制度。周公还能从坟里跳出来，否认三连：我没有、我不是、别瞎说。
王安石说，不是儒家才是政治正确吗？好啊，我用《周礼》改制，你们反对能怎么办？你苏子由也只能写文章，先证明《周礼》是伪书、不可信，然后才能在理论上反驳我。否则，理论上我就是正确的。
只不过。
人的寿命太短、而过去的历史又太漫长、考古学也不发达——至少在事死如事生的这边，你去挖人家祖坟、或者去刨人家陵墓，肯定是不行的。
故而，这边过去能、也只能，托古改制。
包括说，欧洲那边，新教徒、清教徒……实际上，原教旨这个词，本来就是形容他们的。理论上讲，大顺这边至少和天主教还能聊一聊，但和新教清教这群原教派，那真是一点聊的可能都没有……故而其实他们也算是托古改制。
到启蒙时代，托古改制，在欧洲实际上已经走不通了。因为……托古，只能往圣经上托。而启蒙时代，圣经本身已经快要圆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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