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学校制，在此时大顺更像是王安石三舍法的变种，内核仍旧是考试选拔。
科举制有问题，但问题并不是考试制度。
相反，在纸张和印刷术时代，考试选拔制度，就1793年的情况，绝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选拔体系。
只不过是考试的内容、学的东西不行。
但问题是，学堂制度不是私塾，需要朝廷拨款才能建起来。而大顺现在这水平，显然又不可能把学堂普及到乡村。
某种程度上讲，大顺现在搞这种教育改革，既相对于过去阻碍了阶级间的流动性；也拉大了城市和乡村的差距；同时也会造成乡村识字率的下降。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最简单的来说，平民自耕农家庭，以前还能在村子里的私塾开蒙、识字。
而要搞学堂教育的话，大顺肯定没能力村村都建学堂，仍旧是皇权不下县，也就是县一级普及了学堂，顶天就这样了——如果大顺朝廷不是疯了，搞三饷模式加增助学税的话。
那么，这种改革，不触动农村的土地制度、所有制、基层管理等问题的话，地主乡绅无疑是比较乐意的。
因为本质上还是科举。
只不过科举的内容改了而已，试题的内容变了。
而且，地主乡绅这等依靠地租能在城市生活的，实质上是考试优势也加大了。
他们可能会出于“纯粹意识”的反对。
但在利益上他们得利，是以也闹腾不起来多大的事，不会引发极为剧烈的反弹。
实际上，这个改革的背后，还是均田派说的那件事：县城以地租等强制的农业赢余为基础发展起来，本身就是畸形且不健康的。而科举改革，实质上是稳固了这种县城通过地租吸血乡村的畸形模式。
这种畸形模式是有问题的，而且是有大问题的。
的确，大顺在19世纪之前，手工业就是冠绝天下。靠这种畸形的以农业地租盈余为基础的工商业，靠着大顺的体量，确确实实在19世纪之前的“工场手工业”时代，有极大的优势。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