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的这点亩税，其实很容易收回了。
比如说，将内地地区设置钞关，收内地税——也即自然经济保护税，亦或者要是把内地看成一个区域的话，等于是先发地区收“出口关税”，这笔钱肯定是归中央而不是地方的——这就很容易把亩税的那点钱补回来。
那既然这样，可不可以只靠先发省分的商税、关税、自然经济保护税等，作为中央之财政？
而内地地区，既然都是些累赘，收税也不好收、地方绅权还一直对抗，能不能说适当扩大地方之权限？
一方面说，这符合儒学的设想，地方贤达议政参政，顺带还能解决一下生员问题。
另一方面，朝廷之前的税制，弄的自欺欺人，地方上也没钱，而正税之外必须得琢磨着弄点火耗、摊派、加增啥的，上面一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如此，那干脆把亩税这个东西扔给地方呗？收税又麻烦、收的也不多。
这样，让地方自己用亩税去玩，朝廷只要关税商税等，皆大欢喜，朝廷还甩了许多麻烦，天下士绅也必定盛赞天子圣明。
而内地亩税一般来说收的那一千三五百万两，想补回来，只需要说放开那么严格的保护和管制。
允许先发地区的廉价商品进入，但设置钞关，加收一部分自然经济保护税不就得了？
比如说，松苏的棉布，一块钱；而内地的自然经济下的布，两块钱。
那就可以收七毛钱的自然经济保护税，既不至于说摧毁的太厉害，顺带着这一千来万两不是很容易就从“内关税”中收回了？
至于说这么搞，到底是什么性质、是不是殖民地等，这个先不提。
关键是，对朝廷而言，钱，是个大问题，甚至是最大的事。
而因为刘钰的改革之后，国库的钱和以前不一样了，这就使得在心理上、技术上，使得朝廷有了可以接受这种想法的可能。
搁五六十年前，肯定是不可能的。那些儒生的地方学校察举议政的想法，在钱的问题上就不可能接受。因为之前朝廷的那点收入，大部分还是亩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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