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比肩巴黎、伦敦，对于殷洲的百姓来说肯定是一种侮辱。
那不就是不禁骡马车，到处乱撒乱尿，臭气哄哄的地方吗？
但是对于神州来说，那已经是一等一的大城市了。
虽然朝廷一早就提出了“建设美丽故乡，开发华夏故土”的号召，但目前来看，依然任重道远。
天津、金陵、上海、广州四大都市不如凤都、新沪、新厦这些大洋对岸的城市，除了因为老城改造要比白纸作画难得多的因素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最近几年打仗，万岁爷内帑再是有钱，也得精打细算，多少要拮据一些，投资速度也就慢了下来。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明对于殷洲和神州的发展策略不同。
在殷洲，大明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态度，集中发展中心城市和工业，农业则是以皇垦农场与生产建设兵团为主。
可以说，在殷洲，几乎就没有专门的农民，最多就是一些闲不下来的老头老太，自己种一点瓜果蔬菜，自己吃，或者挑着卖罢了。
可是神州却不能如此。
朝廷并非只集中力量发展上海、金陵、天津、广州这几个大城市，而是准备系统性的进行全局建设。
由于朱富贵一手建立的大明帝国的特殊性，尤其是可以利用时空剪刀差补贴工业，所以大明既不需要向西欧白皮那样掠夺殖民地发展工业，也不需要向后世共和国那样委屈农民补贴工业。
当然，稍微压榨一些仆从国，勒令这个种点橡胶，指派那个种点棉花什么的，也是大明帝国主义的应有之义。
当然相比于西欧对于殖民地敲骨吸髓的掠夺，大明朝贡圈的经互会制度，可以说是上上善。
总之，得天独厚的时间和空间优势，朱富贵准备在神州本土跨越痛苦的原始积累阶段，直接走共同富裕，至少是相对共同富裕的道路。
这一点，在回乡的一路上，李卫明深有体会。
从仰光坐轮船到上海，过金陵，接着又到了安庆，然后走陆路返回老家庐江县。
说实话，上海和金陵给李卫明的感觉多少有些恍然若失。
倒不是说这两地破败了。
唐国公海外扩疆，带走了江南半数以上的士绅，但是很快，这片古来富庶的土地便恢复了活力。
可李卫明潜意识里，对于它们的期待是完全不同的。
李卫明作为安徽庐江李家庄人，算是唐国公半个老乡。
托这位老乡的福，李卫明在德武三年就淮军被抓了壮丁，长期驻扎在松江府，接着又在大卖猪仔的风潮中，被营头冒充长毛给卖去了“花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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