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的法律不可能凭空创造，很大程度上是延续汉、新，源头则追溯到秦律去了。在法律里，贼寇也是受保护的对象，俘虏与之相似，若是官吏办案时不分青红皂白，杀戮太重，超过了犯人该受的刑罚，亦是罪过。
比如汉成帝时，有一位酷吏尹赏，去江夏郡做太守，因为“捕格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犯了残贼罪，被免职。
没错，对残贼罪的处罚，就是免职，这也是董宣自去官服印绶的原因。
直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后，第五伦才注意到这条律令的漏洞：残贼罪太简略，甚至没有按照滥杀数量的量刑标准。
这是有历史缘由的，与“残贼”相反的一个罪名，则是纵囚，也就是故意减轻罪犯处罚，在律令上，纵囚则与贼人同罪！一个官吏若是背上这罪名，极可能丢性命的！
如此一来，残贼顶天免官，纵囚却可能掉脑袋，那肯定将罪往重判啊。
第五伦对此反思：“汉文帝虽去除肉刑，但律法依然严苛。上下相驱，以刻为明，严酷者获得公名，判案平缓者却有后患。这亦是造就汉时酷吏过多，对待平民百姓处置过于酷烈的原因？”
第五伦遂有意加大对“残贼”行为的处罚，好歹划个红线。不过这都是后话，董宣犯法在修律之前，还是得按原来的判。第五伦虽然搞过弄死渭北诸多豪强的冤假错案，但在对待自己颁布的法律时，还是颇为严肃的，绝不会因为个人情绪、喜好就带头破坏。
虽然是落后的封建法律，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但有法，总比没法强啊。
而堂下，董宣继续自陈其罪道：“其罪二，无令擅为。”
“陛下去年刚颁布了战时律令，若非两军交战，斩贼、俘百人以上，当禀于将军，千人以上，禀于天子。百人以下，太守二千石及偏将军方能自决，若有尚方斩马剑在，亦可自决。”
“定陶处决俘虏多达一万一千零五百三十六人，而臣既未能禀报马国尉，又不曾报于陛下决断，且无御赐宝剑在身，乃先斩后奏，此为大罪也。”
第五伦反问：“那此罪当如何处置？”
董宣道：“魏律上承汉、新两代，有矫制之罪，又分为矫制大害、矫制害、矫制不害三级。”
“其中，矫制大害，当判腰斩。”
“矫制有害，当判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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