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兮再一次见到唐竞，还是在远洋轮船码头。
那是一个秋日的傍晚，天气虽好，日落时分的江边却已有些清冷。邮轮缓缓靠岸，如一只搁浅的巨兽，吐出几道舷梯，如蚁般的人流就从那上面涌出来。
天色渐暗，所有人都匆匆而行，大约只有周子兮甘愿落在后面，是那样的近乡情怯。这一年，她二十六岁，从里昂大学法学院毕业，带回来一纸博士文凭，以及一箱子整整三年的通信。
与此同时，唐竞等在码头上，心中亦是忐忑，竟比上一次在香港时更甚。哪怕他们已经写了那么多封信，那么多往来的照片，他仍旧不确定等到真的见了面，周子兮会对他说什么，做什么，眼中又会是怎样的神情。
若是认真算起来，他们成婚已整整八年，还要这样猜着念着，实在是有些奇怪。但也就是因为这一份不确定，令此时的等待有了一种莫测的魅力，叫他全副心思都牵挂在这里，无暇旁顾。
吴予培和沈应秋也被周子兮一封电报叫来接船，唐竞实在说不清此时是有这两个人比较好，还是他独自一人更好一点。
来码头的路上，三人在车上聊天，是他先起的头，说的是一早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新闻——市长质问抗日救国会的法律顾问，是否知道自己是在为赤色分子辩护？那位顾问当面回答：身为律师，只知道接受委托，依法办事，颜色不论。
“这话听着，倒像是从前吴律师说的。”唐竞揶揄一句。
吴予培却不以为意，只是呵呵笑了笑，自嘲道：“哪里轮得到我啊……”
“老吴？”旁边沈应秋也打压起自家先生来，“他现在就知道跟人家聊国粹。”
而吴予培果然就转了话题，说起上个礼拜天在陈佐鸣家里打麻将的事情。唐竞只听进去没头没尾的几句，不禁觉得这位仁兄变得有些嘴碎。
从日内瓦辞官回来之后的吴予培与从前的确不一样了。新事务所开在辣斐德路上，聘用了几个帮办与秘书，仍旧像过去一样承接华洋委任，但办的大多是定约、和解、登记、公司文牍之类的琐碎事务。
其实，那几年并非没有大公案。
比如那一年，沪上几位律师组成律师团营救进步人士，据理力争，阻止引渡。
那个时候，吴予培正办着一件名誉侵权的案子，委任人是一个漫画家，因为跟同行不对盘，在报上发表连环画，把对方画成猪猡模样，被人家告上法庭，要求赔款道歉。事情听来好笑，结果倒是不错，两方面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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