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过去的生活，她并无留恋，哪怕是那些令人艳羡的众星捧月的时刻，却也不愿永远就这样过下去。当时，战后短暂的歌舞升平的日子已经过去，时局日渐动荡，越来越多的人辞别故土，去欧洲美国，或者近一些的南洋小国。江雅言也动了这样的念头，她对雪城说想离开上海，目的地或许是伦敦，或许是巴黎，两个人在一起，无论在哪里，无论过的如何，一切都可以重新来过。
于是，离开上海，仿佛幻化出一些不甚真实的象征意义，成了一种期盼，就好像只要走了，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江雅言心里这些微的变化，雪城都是知道的。他了解她的为人，如果她决定了要走，就肯定是会走的，不管过程如何艰难，结果是好或是坏。而他自己却截然不同的，他是很早就懂了生活艰辛的人，想事情总难免更加现实几分。他心里很清楚，作为一个中国人，所能倚靠的那一点手艺能否在异国他乡得到承认，是谁都没办法打保票的，而仅靠他手上的那点积蓄，又是很难在那里立稳脚跟。
不是没有机会改变，只是他不能，也不愿做那样的事。早在战前，他便是绅士商店的骨干，两位老板相继过身之后，店里的经营更是他在一力承担。一些生意上往来的人经常与他玩笑，说他才是真正当家的人，但“方氏父子”这块招牌却始终都没有变过，他还是伙计，曾经的东家是Gordon和方老板，现如今则是方兆堃。生意或者是金钱上的事，兆堃既不看重，也不太懂。若雪城有心，什么都有可能，但他从小这个泱泱都市独自闯荡，能够得以安身立命，也自有他为人处事的原则和信念。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雪城在鄞县乡下的弟弟结婚，他回去探亲，兆堃和江雅言也一同去了，说是去玩的，实则却是为了让母亲和江雅言见上一见。那个时候，他的幺妹早出嫁了，母亲改嫁的丈夫也已故去，留下不多不少的家产，过过日子倒也无虞。
他的弟妹都是改了姓跟过去的，多年未曾见过，关系都很疏淡了。雪城没有特意把江雅言带去他们看，不是不愿，也不是不敢，只是觉得她和他们全然是两个世界的人。在鄞县那三天，母亲只在喜筵上见过江雅言，隔着三五步的距离，点头寒暄而已。但母亲却始终是母亲，这个年过四十的女人，当过少奶奶，也过过一贫如洗的日子，嫁过两个男人，生养了三个儿女，即便没念过书，也不认得几个字，却有一些朴素的智慧。她从没问过雪城：“这个人是谁？”只是在临别的时候，絮絮的对他说起弟妹的婚事。妹妹嫁的很好，夫家在县里有些小官职，弟弟新娶的媳妇是同县山里一个穷佃户女儿，可说是应了一句乡下的老话——男婚女嫁是不一样的，男往下娶，女往上嫁，这日子才过得好。
“那位江小姐是大学毕业生？”最后，母亲这样问。
话仿佛是随口说的，雪城也随口答了，只作无心，却没想到他们到回上海之后不久，又有一个人从家乡来到上海，随行带来他母亲的口信，托他帮忙寻份差使，并且暂时照顾食宿。这原本是很普通的事情，他算是同乡之间混得不错的，常有人把子弟送到上海来谋生，托他照拂。但这一次却与以往不同，母亲送来的这个人是个眉目清秀的女孩子，名唤宝月，年纪不过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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