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天，我们没有联系。我没有想过要打电话给他，但吃午饭之前还是忍不住特别注意了一下手机，偶尔离开座位也总是记得随身带着。下午天气又变得阴沉，四点钟的时候下了一阵小雪，从办公室的窗户看出去，往来的行人和车辆很快把刚刚积起来的一点薄雪弄脏，街道显得潮湿抑郁。也正是那个钟点，Lyle打电话过来，打了招呼，聊了聊天气，又说了些关于Caresse的事情。我在他似乎要切入正题之前打断他，虽然我也不能确定，究竟有没有“正题”，又或者是什么样的“正题”。
Whatever，我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今晚你不要来了。”
他没有立刻回答，我有点多余的解释：“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晚上我还要写点东西。还有我们两个作息习惯不一样，我十一点钟要睡觉。”
他在电话那头笑了一下，说他理解。
晚上回到家里，又是我一个人了。前一天推来转去的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客厅茶几上，上面没有贴新的留言。在门口换鞋子的时候远远的看了一眼，碰都没碰一下。第二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站在厨房的案台那里又看到它，突然想“干脆签了算了”，找了一圈没找到笔，赶着出门，于是又算了。
在那之后，我们时不时地通一次电话，问一句“Caresse今天说什么了？”这是那段时间打电话必讲的话，就好像说“你好”一样。因为小孩子正在学说话，也因为我们都需要掩护吧。
圣诞节假期前的一个晚上，既不是节日也不是周末，下班之后，我跟一帮同事去吃泰国菜，散的很早，还不到九点钟。在节日气氛和难得的兴奋心情的驱使下，我站在2nd Avenue和东第六街的路口给他打了个电话。拨号码之前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打手机呢还是打家里的电话，最后还是打了座机。没什么原因，或者说原因很复杂，因为我明知道那个钟点，他很可能不在家的。但结果跟我明知道的不一样，就是他接的电话，听到我的声音，第一句话就说：“Caresse刚刚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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