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职制度，主体成形在汉代。汉代的官职制度，形成了以宰相为核心，六部为辅的格局。彼时，宰相可置幕僚，也就是所谓的开府。身兼‘议政之权，决策之权，行政之权’，常常威胁到帝王的权柄。
因此，君权与相权，时常发生争斗。
因宰相权柄如此大，所以在敕封宰相的时候，要有一个‘拜相’的仪式。以示意，君主把国家托付给宰相，拜托宰相治理之意。
此时的宰相，有些类似于后世的经理人。老董事长创业艰辛，好不容易打下偌大的家业。生怕自己的败家子把家业败光，所以要找一个有能力的人，治理自己的产业。宰相就是这个经理人，主弱仆强，自然要冒犯到君主的威严。
在洞悉了汉朝官制的缺陷之后，后世的历朝历代君主，无不想尽办法，削减宰相的职权。
先是设立‘三省’，分宰相议政权柄。也就是说，传统意义的宰相分成了三个，即三省的长官，中书省中书令，门下省侍中，尚书省的尚书令。三个宰相以谁为主，那便要看皇帝的心情了。
分割完了议政权，历朝的皇帝们又重用六部，分宰相行政之权。唯有这决策权，一直都在宰相的手中。为何？人性也。每个当皇帝的人，都会经历一阵的‘励精图强’，然后便是长久的安于享乐。享乐，得需要一个治理国家的人吧？这个人自然只能是宰相，而且，给予宰相决策权，也是一个绝佳的背锅办法。这样哪里出了问题，只需要推到宰相身上，或者再换一个宰相就行了。
当然，决策权的给予，依然不能解决大权旁落的问题。所以在李世民登基之后，他暗示百官，借口自己担任过相当于宰相的尚书令，废止尚书令之职，变相相当于废除了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担任的左右二相，名义上共享了宰相的权柄。但实际上，宰相这个职务，就只能一个人担任，多出一个人来，就免不了协商，再决断的过程。如果二人意见不一，最终还是要由皇帝来决策，这样宰相的决策权，便是形同虚设了。
然而，房玄龄和杜如晦，此二人都是历史有名的贤臣。二人‘房谋杜断’，相得益彰，配合得十分好。即便有些意见不统一的地方，也能互相达成妥协。而二人都同意的事情，给李世民反驳的余地就相当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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