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3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拜占庭公主索菲娅？帕列奥罗格，26年后，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国徽正式用于俄罗斯国玺，俄罗斯作为“第三罗马”的自我定位由此奠基，从那一天起，“西方”与“东方”就成为了俄罗斯国家战略中的两个矛盾的灵魂，并直接影响着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在西欧人眼里，俄罗斯是从蒙古人手下挣脱出来东方未开化之地，是异种异教的边缘国家，在传统俄国人眼中，这个国家却是欧洲文明真正的传承者，理应与欧洲同命运、共生死。
自彼得大帝以来，如何使俄罗斯这艘巨大的航船驶入欧洲列强的航道，就成为罗曼诺夫王朝孜孜以求的目标，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一度接近了这一目标，但幻象随即被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所打破，亚历山二世被迫开启新的改革进程，使俄国与欧洲在更深的层面上建立联系。
1861年，亚历山二世下令解放农奴之后，俄罗斯开始蹒跚地走向资本主义，工业资产阶级缓慢但不可逆转的发展起来，农民也离开乡下的土地，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在文学领域前承浪漫主义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后现实风格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形成举世瞩目的“黄金时代”，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俄国已经形成了顿巴斯、克里沃罗格、巴库等重要的工业中心，产生了150多个垄断组织，俄罗斯资产阶级在法国金融资本的滋养下茁壮成长，他们要求更大的国内市场、政府对外扩张方面的支持和进入贵族议政厅的权力。“欧洲派”知识分子以自命的清高鄙薄着这些暴发户，但也虔诚的承认——这些人提出的要求有助于建成一个更好的社会。
“我们这一代人和未来的俄国人将懂得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然后，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这些景象，在双方鹰的西方脑袋的右边，属于沙皇、东政教和1.3亿俄国农民的那个东方脑袋茕茕孑立于欧化的潮流之外，1892年颁布的《俄罗斯帝国根本法》第一条规定“全俄皇帝是一位拥有无限权力的专制君主，上帝赋予他致高无上的权力：人们基于良知和和敬畏必须服从他。”
“第三罗马”的君主以这样的宣言对近代国家制度关上了门，面对汹涌的革命浪潮和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沙皇也会做出些让步，但一俟风平浪表，便又故态复萌，与其说这是欺骗，倒不如说是困惑——从亚历山大三世到尼古拉二世，罗曼诺夫王朝的君主们并未找到将古老而脆弱的沙皇制与现代国家接轨的“节点”，他们身不由已的变成“影帝”一类的人物，时而扮作仁兹宽厚的民之父母，时而自称锐意进取的改革后盾，指望能安安稳稳地蒙混过关。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